江湖地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非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就没有陶渊明后世千年如此大名。

　　在唐宋之时，陶渊明虽然有名，但只是二三线“明星”的地位，远远达不到一线“明星”的地位，因为陶渊明是田园诗人，在宋这种文人崛起的年代，在宋朝这种“野无遗贤”的时代，所有人都奔着东华门外唱名的年代，陶渊明的价值观并不能受到文人的普遍共鸣。

　　但是苏轼这一辈子，不断给陶渊明做宣传，各种推崇，才硬生生把陶渊明推到了一线，后世千年，陶渊明能有一线“明星”的地位，都要感谢苏轼。

　　衙门里每日都有人被抓进来，然后挨一番痛打，又被放出去。甘奇每日上班，都在处理这些事情，每天听着衙门里哀嚎的声音，对甘奇是一种精神折磨。

　　但是也没办法，不这么严刑去推行，商税之事便不可能成，那些商户，就算知道商税监不好惹，也免不得私下里做些手脚，能省一钱是一钱，能少开一张发票便是一张发票。

　　甘奇也知道，这种风气是不可能完全压得下去的，但是此时必须要用重典，要让所有人对商税之事怀着敬畏之心，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

　　甘奇也知道，挨打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过一段时间，这商税监主要的公事就不是巡查抓人了，还是会回到正轨，以收税为主。

　　甘奇也从这些差事中看到了大宋朝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法律过于宽松，这种宽松，并非只说仁宗对于囚犯赦免之事。而是大宋朝所有的法律都极其宽松，并非法律条文宽松，而是执法的态度宽松。

　　这就导致所有人对于法律都缺乏一种敬畏之心。

　　法律明文规定，赌博就是重罪，但是却从未见到几个赌博之人真的获了重罪的。

　　法律明文规定，刺配之要犯，比如入牢城服役，做苦力，守边关。但是许多外地府衙之内，官员重用的心腹行走之人，竟然有许多面带刺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是重罪之人，反倒不坐牢不服役，主官若是看中了，私自带回给自己办差，这些罪犯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比原来还要活得好。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有资质的酒店，任何人不得私自酿酒，但是这城中，却又到处买得到私酿之酒。私酿也就罢了，私盐本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但是私盐之泛滥，不论是杭州这种江南中心，还是汴梁这种全国首都，满大街都是叫卖的。

　　汴梁内城之下，有古代城池遗址，里面却还住着许多乞丐流民，这些乞丐流氓胆子之大，亘古未有，竟然敢大半夜跑出来，掠夺良家女子回去奸淫。官府衙门，大多知晓，却从未见过大规模的清剿。

　　这大宋朝的律法，到处都透露出一种得过且过的感觉。

　　乃至这大宋朝，也处处都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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