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得上思想开明，不止一次在内阁群臣乃至公众面前承诺尽快制定出一部《寇拉斯法典》，在远东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风尚的立宪制君主国家，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世间君王共同的执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执着。宪法迫使他无法像旧时代的君主那样独揽大权，宣称“朕即国家”，但是如果能以政府的名义掌控国土资源，同样可以给国王陛下的虚荣心带来极大的满足。
“将尚未开发利用起来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作为公共财富储备起来，以备统筹规划，统一开发，这是很有必要的。”鲁道夫先肯定了儿子的观念，接着提出要求：“但是仅凭这一条还不足以说服内阁群臣，你需要提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点。”
“事实上明确土地的产权还不是最紧要的理由，我急于推行土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农业劳动力。”罗兰耸肩摊手，“我很遗憾的发现内阁群臣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世上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土地制度，一个地方采取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取决于当地的人口密度。”
“土地制度取决于人口密度……”鲁道夫放下烟斗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下儿子这句话，像个乖巧听课的小学生，“这个论点很有意思，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你详细说说。”
罗兰被父亲认真记笔记的样子逗乐了，放慢语速耐心解释：“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土地是比人力更稀缺的资源，所以人们会采取精耕细作、追求单位耕地上尽可能出产更多的农作物；反之在远东这样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力比土地更稀缺，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追求单位土地的作物产量，而是充分发挥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鲁道夫一边记录一边频频点头。其实他早有上述想法，只是在儿子提出来之前还比较模糊，没有形成一套逻辑严谨的理论。经过儿子的讲解，陡然感到豁然开朗，对这个问题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
罗兰当然了解父亲的脾气。鲁道夫先生拥有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宏大格局与开阔视野，也能虚心听取儿子的建议，但是他可不喜欢听人显摆那些空泛晦涩的学术理论，除非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完美的解答，否则他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罗兰在与父亲谈话的时候，总会抓住他务实的性格特点，从远东的现实情况出发，运用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和数据阐述自己的观点。
“现今远东境内至少还有百分之八十的自然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森林、草原、河流和湖泊大多属于‘无主之地’，为什么得不到开发？主要就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一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开荒，二是现有的劳动力未能被充分利用起来。”
由此，罗兰很自然地引出下一个问题：那些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的劳动力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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