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不妥的事情。其有次与赵普答对，问其“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认为极好。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言固然有过，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规矩，等同于耍无赖一般。当然他心中也是埋怨自己这位祖宗，说话怎么不过脑子，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该由谁来评判呢？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有事大家商量着来，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

　　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苏轼的解释是：“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还有几分“民主政治”的意味。

　　他们的意思无外乎是说，君主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就是君主独裁。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独裁，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所以赵昺以为这种制度从面上看确实不错，但是没有集中的民主显然就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否则说的对也不遵行，这又是哪门子道理呢？

　　在实际实施中，宋代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皇帝们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张嘴在与几十张嘴，甚至是上百张嘴在争辩，别说磨破嘴皮，就是将舌头都磨没了也胜不了啊！结果就是道理都掌握在士大夫们的嘴里，皇帝就只能听从他们口中的道理。

　　更为严重的是，赵昺现宋代的仁君往往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此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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