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提议道。
张献忠之前被祖家军跟左良玉合力追着流窜,早就恨不得灭杀两支明军,想着能故技重施。
“关中已经被我们抢过一遍,这时候再聚合过去,各地粮草恐难持久作战,何况卢建斗不是一般人,贸然汇聚在一起,恐有全军覆没的可能。”李自成担忧道。
张献忠闻听,握紧拳头,怒道:“江南的官都是兔崽子模样,唯有卢建斗是个英雄,他若是做了义军,我直接给他北面称臣,可惜他祖坟葬错了地方,做了大明的臣子。”
李自成双目流转,建议道:“我们何不效仿凤阳一战,趁着两支主力军困在此处,后方空虚,我们大部队攻下陕州、洛阳,断了他们的后路,自有人治他们的罪。”
张献忠伸手拍额,笑道:“我怎么没想到,此计甚好,那我明日整军先攻下陕州。”
洛阳是河南府治下,内有福王藩府。
福王朱常洵乃是崇祯帝尊亲,在诸藩王中地位最是宠贵,他的长子朱由崧就是后南明的弘光帝。
洛阳要是被流贼攻下,河南的文武官员怕是一个都逃脱不掉,就连卢象升都要被治罪。
陕州知县蒋之函带头亲自迎接陈东,没有了平日间的高高在上。
对比之前有些知县连城池都不让进,可谓是天差地别,原因无他,流贼已经汇聚在河南,还是陕州附近。
城破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些官员,其次就是一些富商大户人家,流贼入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官,这是标配,也是振奋人心拉拢百姓最有效的手段。
为何顾炎武曾说明朝亡于县官?
第一,明朝的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是极不合理,一县之大,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需要应付上面各种关系,还需从“钱粮”“刑名”“学校”“风化”“生产”等各方面有效的统治全县几十万人民,县政往往把持在群吏手中,造成行政者无权,有权者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第二,明代考察县官政绩首列催科,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为了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哪会管百姓的死活。
很多人称赞张居正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中的“带政”一项,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加剧地方对农民的剥削,激化阶级矛盾。(指官员为了升迁虚报田数,上司不查就会变成定额,上任官升迁走了,只是苦了百姓)
第三,县衙办案最是黑暗,官司的胜负不是取决于是非曲直,取决于贿赂的钱财多少和权力的大小,平民百姓只要涉及到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
第四,管治县衙的上司,非常之多,上有六部寺院,也有省府顶头上司,还有不断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钦差大臣”,巡盐御史、巡茶御史、提学御史等等这些无不是被各地府、州、县官视为座上宾。
第五,驿递制度对县行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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